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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谈谈自己的病，不过挺丢人的。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很正常，人家可能不这么想
我自己其实已经知道怎么处理我的病了，医生

下面是我转的

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这样开始了。多年来第一次，命运女神开始向我微笑，幸福显得完美无缺：我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一个热恋着我的女友，慈爱的双亲和亲密无间的兄姐。作为一个黑崽子，我不能再向生活要求什么了。

但厄运紧跟着就降临了，而且正正地打在心灵的最柔嫩之处：因为我的混帐，我几乎害死了自己的亲娘。

一天傍晚，芦笙带回来三张电影票–香港拍的<万紫千红>，给母亲、她和我。电影院离家颇远。那年头社会秩序混乱，晚上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我决定用自行车把母亲带到电影院去。去的路上平安无事，回家时却闯了大祸。

芦笙帮母亲在我车后的行李架上坐好后，我就开始蹬车。但车没骑出多远就开始激烈地摆动起来，我怎么也没法控制住。接着我就听见芦笙撕心裂肺的尖叫。车骤然变轻了。我回头一看，只见母亲摔了下去，后脑勺重重地撞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

我全身剧烈地发抖，跌下车来，扔下车子就冲了过去，扶起了躺在路上的母亲。她没有丧失知觉，但给摔懵了。等到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便喃喃地说了几句话来安慰我。但我什么也听不见，一把把她抱了起来，背在背上，发疯也似地朝着最近的医院跑。

等到大夫开始检查她的时候，我才聚集了足够的勇气，定睛看看自己究竟作了什么孽。头部倒没有开放性的伤口，但后脑着地之处摔出了个很大的、惨不忍睹的血肿。X-线摄片报告说未见颅骨骨折或骨裂，但我照样忧心如焚：母亲已经是67岁的高龄，过去有过长期的高血压史。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的愚蠢！

在急诊室观察了三天，母亲就出院了。开头她倒没什么不太正常的表现，只是觉得虚弱、头痛、怕冷。过了一周，她就开始发烧，不久就失去知觉。我们又赶快把她送进医院。

尽管那医院是全省最好的，可此时它却变成了疯人院，充斥着无所不在的进修赤脚医生或是同样无知的医学院工农兵学员。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涌进急诊室来，如同旅游团参观文物展览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检查”人事不知的母亲：将她的枕头拿去，往上抬她的头以确定颈项是否强直；用橡皮锤子敲她的膝盖的肌腱；用竹签划她的脚底…看是否能引出《赤脚医生手册》上描述的神经反射。等他们玩够了便蜂涌而出，决不留下一个字的诊断或处方。

第三天头上，来了一个气焰万丈的老进（我们知道他不是本院大夫，因为他是“无字牌”，穿的白大褂上没印着医院的字号）。他检查完母亲，便斩钉截铁地宣布她的颈项强直，提示蛛网膜下腔出血，必须马上作腰椎穿刺，检查脑脊液。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颅内或脊柱内出血。因为内部出血，血液流到浸泡着大脑和脊髓的脑脊液里，所以检查脑脊液能看出颅脑是否有严重损伤。但那时我们什么医学知识都没有，以为大夫要抽脑子脊髓出来化验。他的话如同焦雷轰顶，芦萧和我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半天什么都说不出来。许久许久，芦箫才怯怯地请教那位老进大夫这“腰穿”究竟是怎么回事。

“哼！你让我怎么讲？”他从丹田里喷出超高浓度的鄙视与不屑，“说给你听你也听不到，指给你看你也看不见！”

“请问大夫，”芦箫低声下气地问，“真对不起，麻烦您给解释解释，这个腰穿，唔，这个腰穿，究竟危险不危险？它会损伤脊髓吗？…”

“当然有危险！干什么事都有危险！连吃饭都会给噎死，何况是作手术！你想要我怎么说？我又不开保险公司！”

小哥哥碰了一鼻子灰，仍然什么也没了解到。他转过来和我商量，却见我热泪横流，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时那大夫失去了耐心：

“你们到底是想怎么着？是做还是不做？我可是忙得很，没功夫陪你们耗！”眼见我们仍然没法决定，他便转身忿忿地走了。

芦箫再一次转向我，想和我商量，我却泣不成声，伤心欲绝，根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他沉默了许久，绝望地咬着下唇。最后，他转身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母亲，告诉我咱们得让大夫作一切必要的检查，哪怕风险再大也得这样。

找到那位大夫时，他正在消消停停地看报，丝毫没什么忙不过来的样子。小哥哥告诉他我们同意作腰穿手术，他说：

“光嘴上同意不行，你们得把家属意见写下来，就写在这病历本上。嗯？你们这些城里人名堂最多，真难对付。不过若要想事后给我找麻烦哪，没门！”

芦箫默默地在病历本上写下：“病人家属同意腰穿。芦箫”，默默地递给那位大夫，他瞄了一眼，觉得满意了，让我们先回病房去。

他一会儿就拿着器械来了，开始给母亲作腰穿。针头插进腰椎间隙后，清亮的脑脊液开始一滴滴地流出来。

“怪事！怎么是清亮的？”大夫喃喃自语，听上去非常失望。接着他又测量了脑脊液的压力，自语道：“压力也正常。真奇怪！”

尽管我们是外行，还是立即就明白了那大夫的诊断错了。不用他解释，我们现在也明白了那检查的目的是看母亲的脑部是否受伤出血。清亮的脑脊液说明母亲的脑部没有受到严重伤害。脑脊液常规检查证实了这一点，报告说未见红血球，但发现数百个白血球，而在正常情况下白细胞顶多只有十来个。

尽管我们稍微放心了一些，情况却变得更糟了。大夫们似乎彻底忘记了母亲的存在。

老进们丧失了对这个奇怪病例的兴趣，整整一周没有任何人来检查过她。除了静脉补液维持最起码的营养，母亲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周围却住着许多传染病人。我们缠着求急诊室的大夫，他们却说他们的责任只是急救。正经治疗得转到科室病房去，但他们不知道该把我们的母亲转到哪个科，因为神经科和内科都说不是他们的事。

正当我们走投无路之时，一个好心的病友指点了一条明路。他告诉我们，神经科某大夫那个下午正在看门诊。这位大夫可既不是老进又不是工农兵。人家文革前就毕业了，还在苏联学习过。如果请得动他来给母亲看看，这样的行家要做个正确诊断可是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立刻就找到神经科门诊部去，挤进了那位大夫的诊室。但他对我们的擅自闯入非常生气，冷冷地说去急诊室看病可不是他的责任。自从事故发生，芦箫还没掉过一滴泪，此时却终于达到了断裂点，开始默默地抹眼睛。那大夫一见就火了：

“滚出去！”他怒喝，一边挥舞着拳头：“你们既不是病人，又没挂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挤进来罗索不清，妨碍人家工作，破坏抓革命促生产！马上给我出去！”

他连推带搡地把我们推出诊室，把门砰的一声摔上了。我和小哥哥默默地对着那紧闭着的木门发了半天呆，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过了半天，芦箫跟我说我们可以到花园里去，从那儿再上那大夫的诊室窗口那儿去哀求他。

外面暴雨如注，我们冒着大雨冲进了花园，绕到了那大夫的窗口前。站在烂泥里，雨水混合著泪水在脸上奔流，我们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那个大夫，求他行行好，发发慈悲，去看看我们的母亲，救救我们的母亲，她已经水米未进地昏迷了快十来天了。我们低声下气地求了又求，只差没跪下来给他磕头。最后，他满脸怒意地站了起来，把窗子对着我们的脸轰然关上。我们木木地、绝望地隔着玻璃望着他，但他再没向我们望过一眼。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后，小哥哥和我到处去找医书，发狂一般地日夜攻读研究它们，急用先学地琢磨母亲到底是害了什么病。不久我们就想到，她或许是患了某种感染，因为她一直在发烧，而且脑脊液里的白细胞高于正常值。根据我们看的书，要作正确诊断，大夫必须用脑脊液样本作一系列的生化检验，但那老进大夫只作了一个常规检查，也就是只作了细胞计数和分类。

如同拨开迷雾见青天，这个发现立刻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所在。我俩冲到神经科去，没多久就找到了那个老进的诊室。不由分说，我们骂骂咧咧地冲了进去。小哥哥一把把他从椅子上揪了起来，把他的双臂扭到身后去，我劈胸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把拳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一边用工厂里学来的最下流的话辱骂他。

不出所料，骚乱很快便惊动了整个科室，房间里、过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闲人。等到工宣队领导一露面，我们便立刻放开了那个老进。这家伙此刻可再不气焰万丈了，他的脸吓得比白大褂还白，忍都忍不住地索索发抖。

照通常惯例，领导想用扣大帽子的办法平息风波，说我们扰乱秩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对此我们立刻作了检查，但接著就指出罪魁祸首是那个老进，是他的渎职行为引起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义愤。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每个革命医疗战士的行动指南。可是，那个大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待工作极端地不负责任，对阶级弟兄的死活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明明知道病人一直在发烧，可他作脑脊液检查时竟然故意忽略生化检查这至关重要的一条，以致延误诊断，给病人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妨碍了病人家属早日返回生产斗争第一线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不能容忍的对革命事业的明目张胆的破坏。作为领导阶级的一员，我们强烈要求医院领导惩处那个混进白衣战士队伍里的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否则我们就要向上级领导反映，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清算修正主义黑线的流毒。最后我们还建议他们再组织员工去看看《春苗》。

我们的策略立刻就奏效了。第二天，内科和神经科派来了两个真正的大夫，为母亲作了系统的检查。他们怀疑她害的是结核性脑膜炎，因为胸部X-光片显示了肺部的一个钙化了的结核球。脑脊液里的白细胞数增高的程度也不像细菌性脑膜炎，却像结核性脑膜炎，而且主要是淋巴细胞，比较符合该病的特点。但因为没有脑脊液的生化检验资料，又不能在短期内连续进行腰穿，他们无法确诊。不过，母亲还是给收进了内科，当做结核性脑膜炎病人治疗。

我们的护理工作于此正式开场。在“新”中国，大夫只管诊断治疗，护士只管量体温、脉搏、血压、配药、发药、打针，剩下的护理工作都是病人家属的事。护理病人的家属称为“陪客”，他们必须24小时呆在医院里，照料病人的饮食、清洁卫生和大小便。当静脉输液快完时或是病人病情突然恶化时，及时通知大夫或护士也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责任甚至包括用吸痰器从病人的气管中吸痰、给瘫痪病人翻身擦澡、定时用注射器往鼻饲管里挤流质食物等等（作为资深病人家属，这些活我全干过，可以在西方当个称职的护士）。简言之，在中国，是病人家属而不是护士负责护理病人。这大概也算天下比较混帐的事之一。

芦箫、芦笙和我排成三班，轮流照料母亲。夜里，值班者便裹上一条薄毯，坐在母亲床前，在没有暖气的冰冷的病房里熬到天亮，每十五分钟就测量一次母亲的呼吸和脉搏并记录下来。除了洗衣服之外，我们什麽活都搬到医院去干。和大家一样，我们也在过道上支个煤油炉子，天天在那儿用高压锅炖鸡汤。我们用的燃料与众不同，不是商店里买来的煤油，却是从厂子里偷来的柴油。每次用完熄灭炉子时，浓黑的呛人的柴油烟都要笼罩在过道上，让病房里的哮喘病人和肺心病人们呛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还发明出一系列预防在那肮脏的医院里传染上疾病的措施：诸如用脚去开关厕所里的水龙头（供病人和家属清洗用的自来水龙头在脏到无法下脚的厕所里），用脚开关病房的门，等等。龌龊的政治生态环境把多数人都变成了自私自利的野兽，关心爱护的对象只限于亲人好友。现在回首往事，我觉得非常惭愧，然而那时却恬不知耻，还为自己想出这种一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绝招而暗自得意。

母亲搬进内科病房后仍然昏迷不醒。大家的心头都无比沉重。结核性脑膜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母亲年龄这麽大，要熬过这一劫的机会实在渺茫。悲痛和巨大的负罪感彻底压倒了我。自打出了事故，家里没谁说过一个字责备我，但这让我更加难受。一晚，我独自守在母亲床前，只觉得心如刀割，再也忍不住悲痛，把头埋在床褥中吞声痛哭。突然间，我觉得母亲的手在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我立刻抬起头来，泪眼婆娑中，却见母亲正在看著我，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慈爱，她终于醒过来了！

“别哭，小笛，”她吃力地说，“别难受，我死不了，”她艰难地笑了笑，“你看，我还没尽到我的责任呢。等到你和芦箫、芦笙成了家，我才能放心地去呢…”

狂喜撄住了我的心，我什麽都说不出来，只能涕泗纵横，紧紧地握著母亲的手。

讲了这麽几句话便耗尽了母亲的精力，她又闭上了眼睛。正当我想著她大概再次堕入昏睡时，她却又睁开了眼睛。

“听著，小笛，仔细听著，”她神情严重地看著我，眼里闪著焦灼的光，“那个锁著的皮箱里有两个存折，有三千多块钱。那是为你、小箫和小笙结婚准备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筹措这事，只是没跟你们说。你可要好好记住，啊？万一我睡著了再也醒不过来，你们三人就把这钱拿去分了，将来结婚用，千万别把那钱稀里糊涂地弄丢了！你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没有？”

她焦灼地凝视著我，用超乎寻常的力气紧紧地握著我的手。我仍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泪流满面地连连点头。她顿时如释重负，放开了我的手，疲倦地闭上了双眼，再次堕入昏睡之中。

慢慢地，随著强的松刺激出机体的潜力，母亲的情况有了改善，但噩梦远没有结束。进修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学员们如同蝗虫般无所不在，天天都要涌进病房来，用他们的“检查”骚扰病人。最糟的是，主管大夫是个老进。这位目刚识丁的农妇以辱骂病人及其家属为其主要工作职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她背后管她叫“典狱”。说句天理良心话，那本是更适合于她的工作。

很明显，母亲要熬过这位半文盲典狱、幸存下来的希望微乎其微。但全内科只有五六个真正的大夫，管理著数百病人。尽管带那个典狱的大夫是个真正的大夫，可她有五六十个病人要照料。若无特殊理由，要想让她多注意母亲的病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很快就查明了她家的住址。跟著芦箫就数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提著请他的司机朋友从边远农村买来的鸡蛋、鸡和红糖。那年月，鸡蛋如同恐龙蛋般罕见，不是手眼通天辈，便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那大夫自然喜出望外。不过她跟我们说，要绕过典狱很困难。虽然她是带她的大夫，但人家可是响当当的赤脚医生，政治上比她强到没法比。赤脚医生是那时的当代英雄，谁胆敢冒犯那些人就得倒大霉。不过，她还是答应我们为母亲的病额外操份心，确有必要时她会干预，当然那得做得天衣无缝，让典狱抓不到把柄。

不久这“确有必要时”便来了。母亲还得作一次腰穿，这次除了作常规细胞计数分类外，还要作生化检查，以便确诊。典狱跃跃欲试地想练手脚，可我们不愿母亲作她的豚鼠。我们请主管典狱的大夫自己做，可她告诉我们那可不行。她的责任是为受训者提供操作机会。

不过，她还是想出了个好主意去绕过典狱：她要去请神经科来会诊，然后再让那位来会诊的大夫作腰穿，这样典狱就没法抱怨了。

听了这话，我们便立刻行动起来。虽然通过疯狂阅读医书，我们到那时已经知道腰穿的部位没有脊髓，只有称为“马尾”的脊神经。只要不是颅内高压，穿刺一般没有什麽危险。然而这事仍然有许多环节需要打点：首先得去查明神经科谁是通情达理的好大夫并加以贿赂，让他而不是个老进来会诊；其次还得在生化室和细胞室找到水平高的检验员并加以收买，这样检验结果才靠得住。别看后者涉及的人事是低层次的，这事也同样重要，因为检验科里照样充斥著以前连显微镜都没见过的赤脚老进。

这系统工程就这样点水不漏地进行了，一切都圆满成功。神经科的能干大夫及时出场，假意和典狱的上司推让了一番，便当著她俩的面手脚麻利地给母亲作了腰穿。接著我和芦箫一人拿著一个小瓶子，他直奔生化室，我直奔细胞室，把瓶子交给早就在那儿等候的资深检验员。没多久，结果就出来了。我哆嗦著接过化验单，一看便心花怒放：白细胞数只是稍比正常值高些，其他一切正常！我跑到生化室去，小哥哥还在那儿焦灼地等。好不容易结果出来了，每项指标都正常！看来，母亲害的根本不是什麽结核性脑膜炎，否则她绝对不会好得这麽快。

尽管我们如释重负，母亲却迟迟不能痊愈。她现在已恢复清醒，可仍然觉得头痛并持续发低烧。因为原来的诊断给推翻了，主管典狱的大夫便在母亲身上到处寻找感染病灶。她把所有能查的都给查了过来，可除了肺上那个早已钙化的结核球，什麽异常情况也没查出来。

最后她只能假定母亲害了病毒性脑膜炎。我后来注意到，但凡大夫查不出病因来时，把它赖在病毒感染上似乎是通用的聪明办法，因为那玩意既无法确诊，又没法治疗。

最让人头痛的还是那个典狱。她业务上一窍不通，对人事关系那些权术上的学问却渊深之极，此所谓“只红不专”，乃是我党领导下发明出来的新国术。她很快就嗅出了我们在她背后搞的那些秘密活动，特别仇恨我们成功地绕过她，让别人作了腰穿。这倒不是她特别想学技术，而是她觉得我们小看了她。因为没有证据，她没法正式向带她的大夫发难，所以便不遗余力地给我们无数小鞋穿，籍以报仇雪恨。一开头我们想尽量讨好她，求个彼此相安无事，然而人家既作了典狱，岂是易与之辈？最后我终于给她推到了爆发点。

一天，她又到病房来到处张望，找我们的碴。没多久就看见了母亲被子上的油污。母亲刚刚在床上吃过饭，不小心把鸡汤洒了一点在被子上。我和母亲马上就作了检查，保证立刻拿回家洗乾净。然而无论我们怎麽说她都不饶了，站那儿横眉立眼冲著母亲咆哮。我忍无可忍，跳了起来，把手指几乎戳到了她脸上，骂她是个杀人犯。

那一瞬间，典狱化作了一个雕像，如同中了大圣爷爷的定身法。她在农村里欺负惯了百依百顺、任人作践的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有人竟会胆大包天地起来反抗。过了半天她才回过神来，疯也似地大喊大叫，骂我是污蔑赤脚医生的阶级敌人。我有什麽证据胡说八道？她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我今天非得给她讲清楚不可，不然我就得吃不了兜著走。

母亲给吓住了，吃力地挣扎著坐起来，一迭连声地让我给大夫好好地赔情道歉。我安慰地朝她摆摆手，冲著典狱嘿嘿冷笑，一直笑到她狐疑满腹地住了嘴，疑问地看著我，我这才开了口。我问她：既然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给推翻了，为什麽她还要不停地给母亲开治疗结核的药、特别是强的松？她知不知道那激素的严重的副作用？既然没有必要用这种害处很大的药物，为什麽她还要一连几个月地用下去？如果这不是谋杀，请问什麽是谋杀？她用这种残忍手段谋害阶级弟兄，动机何在？

典狱再一次中了定身法，再度凝固在空中。她的眼睛呆呆地瞪著我，嘴半张著。过了半天，她的嘴无声地开合了几下，如同离了水的鱼。最后她总算醒了过来，铁青著脸，一扭身冲出了房间，仍然什麽话也没能说出来。

望著她悻悻而去的背影，我几乎感到了内疚，因为我冤枉了那无知愚妇人。当初怀疑母亲害结核性脑膜炎时，主管她的大夫给她口授了处方。等到后来原诊断被推翻了，带她的大夫却忘了取消那处方，於是这只上过几天小学的农妇便像机器人一样盲目执行下去，如同永动机似的不断地给母亲发雷米封和强的松。为了照顾她的面子，我们没告诉她该停掉原来的药物了，只是护士发了药后便悄悄扔掉。其实，通过疯狂阅读医学书籍，我们甚至知道了应该逐渐撤去强的松这种所谓的“糖皮质激素”，以避免“撤退症状”的出现。实际上，当吵架爆发时，母亲已经停药几个月了。

此后一连好几天，典狱都没露面，不过药倒是给停了。那愚妇人连逐渐停药都不知道，倒让我们暗自好笑。当她最后终于出现在病房中时，她看上去如同新嫁娘似的忸怩，让人暗暗吃惊：原来那永远是凶神恶煞的脸，也可以有这种近乎温柔的表情！她结结巴巴地解释，她其实不是故意要害我们的母亲，“我又不懂。唉！谁知道药还会有什麽副作用，谁不是想著是药嘛就能治病？”她最后用一声长叹结束了她的自辩：“唉！你们这些城里人，真是太狡猾了！我真是受够了，受够了！”此后，她总算学会了用对待人的态度对待我们。

在那个豺狼世界上，你如果不想被人咬，就只有去咬别人。

尽管大夫们到最后也没作出个明确的诊断来，母亲最后还是痊愈了。她出院时，全家都给弄得焦头烂额，人仰马翻，精疲力尽，家里的财政处於严重的危机之中。文革的冲击剥夺了母亲的劳保，她的医疗费、住院费全得我们自己掏腰包。为了看护母亲，我们请了几个月事假，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为了贿赂大夫和给母亲买营养品，芦箫卖去了他心爱的意大利出的名牌小提琴。那玩意是他在林副统帅下一号通令、城市人口紧急疏散时，从在旦夕之间被赶出城市的某个倒楣蛋手里极廉价地买来的，平时视若拱璧，连我都不许碰。为了母亲的病，他眉头都没皱一下就拿出去卖了；我卖了心爱的高压气枪；芦笙没卖什麽，可却在医院里丢了她刚买了几个月的小“凤凰”。尽管负债累累，我们却对上苍充满了感激之心：不管怎样，母亲终于熬过了我一手造出来的大难，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中。(摘自《芦笛回忆录》)

3月17日夜里，我看到一耀眼的光和闷响（那个闷响是看到的，不是听到的
），还看到一个飞机翅膀，后来我眼睛痛，后来右眼肿了一个星期，现在眼皮还不好看，肿了一小块，似乎是看到原子弹爆炸。本周灵排，我解决那个问题。

2012年4月14、15日（周六、日），举行第66期堀尾忠正灵力医学排列（灵排），一天处理3个病例，两天共处理6个病例，只收这6个病例的费。其他参与者均免费。早上8:30签到即开始暖身训练和灵力场测试练习，9:00正式开始灵排个案，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下午约6:30结束。排列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深南花园裙楼B区四层412B日研公司会议室。公交车：深南大道上公交车站名是“科技园”，科苑中路上的公交车站名为“科苑中”，科发路上的站名“维用科技”。地铁一号线（罗宝线，罗湖火车站至宝安机场）：“深大站”A4出口，可以看到面鼎香，其右侧是老树咖啡，再右侧是裙楼B区入口。离地铁口20米。附近有中国银行。B区入口面向科苑中路。个案预约电话：0755-26966089，26966094，13902908540。QQ：513277076。预约以缴费为准。外地需要住宿的可以自己电话订房：最近的离灵排现场100米：高新城宾馆（科技园科发路7号，邮局路南）0755-26546036，26546038，报“日研公司”，7.5折。高档酒店或者外国人：朗山酒店（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路8号）0755-86189666，报“日研公司”可优惠（离灵排现场3公里）。吃饭在高新城宾馆西侧“湘村人家”（邮局路南，院内，快乐园背后），可以素食，报日研公司可以打折。(深圳火车站、深圳西站、宝安机场过来的，乘地铁一号线（罗宝线），到地铁深大站A4出口。地铁罗湖火车站到深大站42分钟，机场到深大站35分钟（机场出口折腾到地铁口另加30分钟）。地铁6:30至23:00，深大至罗湖火车站，首班6:44，末班23:31；深大站至机场，首班6:46，末班23:35。深圳火车西站过来的，乘36路、234路到“科技园”站下车，或者B682到“科苑中”下车。从机场到科技园出租车35分钟，70元左右。) 便宜又实惠的住宿：佳百合商务酒店，南山大道3105号（中山公园南侧，在深南大道与北环大道之间，靠近北环大道。南山大道为南北方向，深南大道是东西方向）。公交车：去酒店：科技园乘21路，中山公园下车。下车的地方是南山派出所（路东），酒店在南山大道的路西。酒店到科技园：酒店楼下，乘21路，科技园下车，对面是深南花园。电话：0755-83331115，83386600，单人每间房98元，双人118元。报日研公司（离灵排现场3公里）。

看到猫留言说“在纪念馆前拉横幅，当看到很多很多人纷纷拍照或出声念出“347634”这个数字时，我突然就忍不住泪水，不断说：“你们终于看见我们了，你们终于看见我们了……”这段话，突然想起，那个女孩采访老师时，我也有这种感觉。眼泪一下子要出来了。怕人看到说我失态，我赶紧从包里拿出墨镜带上。

南京有一位医院诊断为“免疫系统下降”疾病患者，43岁，疾病非常严重，说检查结果接近白血病，住在南京鼓楼医院，已经不行了，4月3日，其父亲准备让患者出院处理后事，但那天父亲约了与其他兄弟姐妹一起清明节上坟，上坟结束时迟了，上午没有来得及出院，按照风俗下午不能出院。中午一起吃饭时，我介绍了量子共振信息水，后来快递了过去，4月4日开始使用，4月8日反馈，检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了。预约想过一段时间灵排。

老师，我反馈个情况，我这几天回老家祭祖，今天下午两点半我去车站买票回家，一看我三岁侄子额头左侧肿了个包，很明显的大包，一问是摔跤摔的，我赶紧给他喷信息水，到八点半钟我来搭车前喷了四次，用了小喷瓶大概10毫升，我走之前几乎好了，都不怎么看到了那个包了。下午我婶婶远远就看到我侄子额头上的包，我嫂子晚上8点钟下班回家都没发现我侄子头上的包。我还跟我妈说侄子头上的包快好了，我妈也确认了

4月3日回到启东老家，听到这么一个消息在坊间流传：四五天前凌晨四点，一辆崭新的轿车来到加油站加油，加着加着，突然车不见了，满地是油。事后老板问加油工，你为什么把油全加到地上？加油工说，当时明明看到有车的，还给了400元油费，老板一看，是8张50元的冥币……一辆摩托车也是如此。这些均来自崇启大桥的。那些人是说遇到鬼了。但不知原因。

“灵排团队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47634人和100多万遇难动物”，我们于2012年4月1日早上8点从深圳乘坐南方航空公司CZ3559前往南京，到达南京后，先前往“北极阁”纪念碑祭拜遇难同胞，下午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江东门新街2号），我们在广场上打出了横幅“灵排团队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47634人和100多万遇难动物”，当初保安很紧张，很多在排队的群众拍照，记录下这个数字，后来公安也来了，看了一下就离开了，城管也来了，看了一下就离开了，还有一些巡逻车来了，看了一下就离开了。后来来自上海的一家学校的电视台采访了。那天下午，总体气氛很紧张。
4月2日上午，我们12人乘坐公共汽车前往下关区祭拜渡江战役所有遇难者，打出了横幅“灵排团队祭渡江战役所有遇难者”。
下午，我们又回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打出了横幅，保安有点惊喜，问，“昨天是否也是你们？”我们回答“是”，此时的保安不再对我们紧张，有时也会进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拉着横幅让群众照相，有时说“你们站着一动不动，好累，我们还可以活动，没有你们那么累”，“这种事应该让武警干，你们太累了”。我们拉横幅，为了让群众照相，我们是两脚踩住横幅的下延，两手拉住横幅的上延，一排人拉住横幅才能抵抗住风吹，才能让横幅平整，便于群众照相。我们就这样十多人拉住横幅在太阳下一动不动，让专业的保安也很感慨。期间不断有群众问我们“你们是否来自台湾的？或者是香港的？”我们回答“来自深圳”。问我们为什么用的是繁体字，回答，大屠杀发生的年代用的是繁体字，如果我们使用了简体字，亡灵会看不懂。下午4点多钟，结束前，两名保安同时与我们一起站了一段时间拉横幅，让群众一起照相。临走时，保安问我们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回答说12月或者明年4月。
活动中，没有南京市民长时间站入队伍一起拉横幅，只有少量参观者站入队伍让照相。有来自上海、苏州、扬州、海口的，同我们一起长时间拉横幅。出发前，不断有人说现在是敏感时期，说我们最好不要去南京，最后我发火了，说“中国365天，天天敏感……”，我们还是执意去了南京祭拜。
祭拜团队于4月3日中午海南航空公司HU7764航班12：50一部分成员先回深圳。一部分成员离开南京，继续前外长江入海口去启东和崇明岛祭拜渡江战役遇难者（因遇难者尸体漂那边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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